接下来我要说的事情，不能当真。采用第一人称，只是为了叙事方便。如你所知，我们所学到的历史知识都不能当真，何况是我说的。无论在什么年代，追求真伪都是件很危险的事情。

一

如果让我描绘97的春天，我只能用“焦躁”来形容。如果你每天来到一个地方，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“离高考还有××天”，而且这个××还在每天减少，你就会和我有一样的感觉。那种感觉和等待判决有些相似，无论是死还是不死，最终都会长舒一口气，而且都是在数日子。

3月份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呆坐在宿舍里，内心无比悲愤，因为我此时正处于停课状态。所谓停课，就是失去听课的权利去反思自己的错误并且继续履行交学费的义务。在这之前，我已经背了两个处分，一个是开除学籍留校察看，另一个是开除学籍留校察看留团察看。按理来说，第一个处分之后再犯错误，就该是开除了。这说明，原则问题不能让步，但在原则之内，还可以走很多步。

我被处分的原因是这样的。冬天的时候，我和曲非在厕所作诗。我门俩的生物钟和校规有些出入，每当半夜别人安歇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大便。曲非说，干蹲着没有意思，应该做些诗。那是一个位于校园一隅的露天厕所，抬头就能看到枯树和残月，很有作诗的氛围。我们对自己的劳动成果非常尊重，每次如厕完毕回到宿舍，都要打着手电把自己的诗歌记录下来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和曲非正在作诗，县长的小舅子也来上厕所，由于仅有的两个蹲位被诗人所占，该小舅子无处可蹲，就爬上了墙头。起初我以为此人之内急非同一般，居然要爬上墙头解决，正要学雷锋做好事让出蹲位，忽然惊觉原来此人正在偷窥隔壁女厕。

于是我和曲非把该小舅子暴揍一顿。我们一致认为，作为诗人，我们还同时具有除暴安良的江湖品质，委实难得，为此十分自豪。第二天县长夫人怒气冲冲来到学校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大祸临头。于是我和曲非就留校察看。我和曲非讨论认为，我们动手，是因为不知道他是县长的小舅子，如果知道，下手还会更狠些。抱着这种想法，我们又把该小舅子重新揍了一遍。于是就留团查看。

至于为什么不是直接开除，而是再加上留团察看，是因为校长见到了我真正的父亲。我这样说，会有些歧义，我需要做如下解释。起初我犯错误，老师让我叫家长，我不肯叫，就告诉他电话号码让他自己叫。作为一个常犯错误的学生应有的素质，我熟记各种五花八门的电话号码，老师打过去有时候是精神病院，有时候是看守所，每次都会被臭骂。接受教训之后，老师就让我自己回家叫，否则就不能上课。每次我领来的都是具有民工气质的人，有的自称是我大伯，有的自称是我二叔，他们低眉顺眼听完老师的教训后，就会跟我要钱，因为这都是我从劳务市场雇来的。

由于这次是殴打县长小舅子这样的惊天大案，雇来的爹恐怕难以摆平，我只好把我真正的爹请来。作为少年诗人的父亲，我爹和我具有截然不同的气质。他身材魁梧，面如黑炭，目光如炬，声若洪钟，脖子上缠一条大金链子，脚上穿着千层底，仅从外表很难判断此人是农民企业家还是黑社会。我爹从校长室出来的时候，金链子就没了。

如果说97的春天是一个冰窖，把我从一个诗人打回到一个小流氓的原形，那么97年的夏天就是一个温室，作为一个新生，我坐在大学的大礼堂接受为期三天的入学教育的时候，环顾着四周漂亮的姑娘，我又欣欣向荣了。